流行音乐:时代特有的动人旋律******
作者:吴慧娟(福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、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)
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兴起,与改革开放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。伴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,港台流行音乐也在内地快速蔓延,并为音像市场繁荣发展打下基础。
内地歌迷最先接触到的流行音乐歌手,就是被誉为“甜歌皇后”的邓丽君。20世纪70年代末,邓丽君演唱的《甜蜜蜜》《小城故事》等流行歌曲,传入内地的千家万户。甜而不腻的清新唱法,欢快轻盈的曲调,易于理解的歌词,给改革开放初期的内地打开了一扇流行音乐之窗。邓丽君的歌曲深刻影响了内地乐坛,一大批歌手从模仿她开始走上流行音乐演唱道路,一大批音乐人靠听邓丽君的音乐掌握了流行音乐写作技巧。
“洋装虽然穿在身,我心依然是中国心,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,烙上中国印。”在1984年央视春晚舞台上,一首《我的中国心》通过电视机传遍大江南北,激昂的歌声激发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。80年代,《万里长城永不倒》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《我的中国心》《龙的传人》等港台爱国歌曲得到广泛传唱,在大众中激发了浓烈的爱国情怀和血浓于水的民族自豪感。
流行歌曲在争议声中迅速崛起,并逐渐演变成为大众流行文化。年轻人以哼唱流行歌曲为乐趣,全国大型声乐比赛设置了“通俗演唱”奖项,正式承认了流行音乐的地位。从此,中国歌坛“通俗”“美声”“民族”三种唱法开始并驾齐驱。流行歌曲的种类开始增多,校园民谣、摇滚、迪斯科等萌芽发育。一曲表达人类呼唤和平和真情的《让世界充满爱》,通过百名歌星的集体演唱,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流行音乐风采,将这一时期的流行音乐推向高潮。
时间来到90年代,音乐创作呈现繁荣景象。虽然港台音乐仍然不容忽视,但内地流行音乐的原创力量开始得到社会认可。《亚洲雄风》《黑头发飘起来》等亚运歌曲走红,雄壮的流行歌曲与国际体育大赛结合,犹如一股流行音乐的传播“飓风”,感染了全体民众。摇滚乐走向高潮期,组乐队成为年轻人的时尚潮流。城市民谣、校园民谣、军营民谣及说唱乐、爵士乐等不同风格的流行音乐百花齐放,《小芳》《同桌的你》《一封家书》等代表作,触动了亿万年轻人的心,反映了工业化初期,中国人口流动加快的社会变化。《东方之珠》《七子之歌》等回归音乐涌现,见证香港、澳门回到祖国怀抱,坎坷沧桑、大气恢宏的艺术效果,深深印在每位中华儿女的心头。
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流行音乐也走向繁荣阶段。制作精良的MTV将视听效果推向极致,流行音乐的艺术特征,也由此得到了彰显。“卡拉OK”在全国遍地开花,成为大众娱乐消遣的潮流消费,年轻人呼朋唤友K歌玩耍,商人把唱“卡拉OK”作为招待客人的保留节目,民间涌现出无数“麦霸”,这些世俗化消费的典型标志,体现出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大众化、商业化。
迈入21世纪后,中国国力不断提升,人民生活质量水平日益提高,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,让世界为之瞩目,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。大众对精神消费的需求也随之高涨。这些因素,都影响到了流行音乐,使其呈现出了民族化、高雅化、国际化的趋势。以《阿姐鼓》《吉祥三宝》《北京欢迎你》《天路》等为代表,反映出音乐创作和流行的变化,社会大众的音乐审美提升,新生力量崛起,流行音乐走向多元化、个性化。在这个阶段,华语乐坛上出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峰,“中国风”席卷全国,以陶喆、周杰伦、胡彦斌、许嵩等为代表的一批音乐人,将中国古典文化元素与西方流行音乐范式相结合的全新尝试,给中国流行音乐赋予了新的内涵,注入勃勃的生机与活力,让大众看到了流行音乐的更多可能性。
数字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,对流行音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,音乐作品创作实现了数字化,通过网络迅速传播。2010年代以来,网络流媒体成为主流载体,网络流行歌曲逐渐变成主角,流行歌曲的创作群体急剧扩大,一大批网红流行歌曲出现,比如《小苹果》《卡路里》等。数字工具的普遍应用,降低了网络流行歌曲的创作门槛,快节奏、电子音乐、“洗脑”歌曲受到网友欢迎。不过,问题也出现了,网红流行歌曲的同质化严重,旋律、歌词的整体创作水平下滑,很多歌曲内容雷同,听上去很耳熟,却又很难分辨究竟是哪一首歌。高质量流行歌曲的稀缺,引起很多人的担忧。
在去年底,一首《孤勇者》横空出世。《孤勇者》本来是一款电子游戏的主题曲,却实现了破圈效应,在大众层面传唱,并演变成儿歌,成了小朋友们的“接头暗号”。有人做过测试,只要在小朋友身边哼唱“爱你孤身走暗巷”,立刻就会引起小朋友跟唱。《孤勇者》歌词寓意深刻,展现出奋斗拼搏精神,曲调昂扬,鼓舞斗志,正能量满满,这是它成为现象级流行歌曲的主要因素。
当代中国流行音乐虽然起步较晚,但发展态势迅猛,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,如今已成为社会大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从流行音乐的发展变化,可以看到,其与历史互洽,与时代共振,并对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,在发展中形成了具有民族文化色彩的中国流行音乐。流行音乐演变的步伐并未停歇,还将继续伴随时代的脉搏而跳动,奏出时代特有的动人旋律。
《光明日报》( 2022年12月23日 16版)
作为汉人的穆涛******
穆涛,汉人也。
穆涛本籍河北廊坊,中岁移居今之西安汉之长安,是被贾平凹挖去,办一份《美文》杂志。汉字之好,叩其本义,神气活现,比如这个“挖”字:一个老农,盯住邻家一棵苗,看来看去,心想是个好苗,于是抄一柄小锄,连根带土挖了去,种到了自家院里。
从此穆涛办《美文》,搞“大散文”,文章风云,大就是美。很快,此人陕西话说得好了,陕西的人与物了然于心,一个河北人幽州人,不远千里来到长安,在陕西如鱼得水、泯然众人,端的好本事。
我与穆涛相交二十多年,早年间彼此都还不老,此人颇有些任诞疏狂,有五陵少年气、有乡间名士风。这些年来,穆涛发愤读书,日渐厚了、重了、望之俨然了,渐渐有了先生气象。穆涛读书与我不同,我是无事乱翻书,天上地下四面八方,而远远地看穆涛读书,看来看去看出了此人沉着有大志,人家走的是韩愈的路子。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,以道统为己任,“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,非圣人之志不敢存”。穆涛呢,后一句估计他暂时不敢想,前一句他真是照着做,这些年所读皆是先秦两汉之书,所写也都是先秦两汉之事。
汉人穆涛,就是由此而来。汉人说的不是汉族人,说的是,穆涛此人给自己找一个位置,要做汉朝人、做一个汉代儒生。韩愈复古原道,要从文明的根源解决问题,越古越好,上追夏商周三代,最终不得不落实到两汉,因为,三代之学其实都是经过汉学整理定型,不经两汉便近不得三代。穆涛心气高傲,为自己找一处生命、知识、文章的根底,取法乎上,从河北跑到陕西,扎下根来,或许就是为了定位两汉。
两汉茫茫苍苍,雄浑朴茂,上总三代,下开万流。站在两汉的位置上,上看下看、左看右看,看山看水看人看岁月,看历史看文化看社会看人心,所见未必深微——汉家本来不以深微取胜,不是九曲十八弯、不是狮螺壳里做道场,大汉是长风万里,纵横天下。以汉为位置,好处就在大,观其大、取其大,于是有了这本《中国人的大局观》。
此书从三代说起,从时间和天象说起,一本书从头说到尾,就是站在汉学立场,谈中国文明与文化的天、地、人。所谓大局,说到底就是这个天地人的格局。三代肇造,汉代大成,绵延至今,千变万化,但华夏文明的大局仍是那个大局。所以,一个中国人,立起这个大局观,便是行于世间的安然坦然。(李敬泽)